谁是瑞昌铜岭矿冶的主人

谁是瑞昌铜岭矿冶的主人

　王 波　

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商周时期的采矿冶炼遗址。那么，这个铜矿当时是谁在经营的？它的产品供应何方？这期间经历了什么历史事件？对长江以南的文化、经济、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坐落在江西瑞昌市南阳河畔的夏畈镇铜岭村距市区24公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就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山村的黄土堆下面掩埋了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1988年3月，当地村民准备将铜岭山的黄土山坡降低，修建一条简易的山路。在挖土的时候，挖出了许多木铲、木辘轳等木器和一些不知是用什么金属做成的斧、凿等工具。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文物”这一概念的村民们便把这些木器带回家当柴烧，斧、凿等则随手扔到一边，被小孩拿去当作玩具耍。

　一天，时任铜岭钢铁厂副厂长的周明节在察看降坡时，发现了村民们挖出的斧、凿，感觉像是古代文物，就捡了5件，送到了瑞昌市博物馆进行鉴定。瑞昌市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人员刘礼纯看到这些青铜斧、凿和木铲后，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九江市文物管理所吴圣林所长。吴所长立即组织市文管所和瑞昌市博物馆联合赴现场实地考察，经过勘探和调查，确认其为一处重要的古代矿冶遗址。同时向市委领导、省文化厅、省博物馆作了汇报。1988年10月，江西省组织了联合考古队前往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历经长达5年四期的考古发掘后，一个惊人的发现终于昭示在世人的面前：这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古代采矿遗址！被村民拿回家当柴烧的“废木头”，竟有不少是国家珍贵文物。

据专家考证，九江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存，是中国青铜文明的象征之一。

二、关于铜岭矿冶主人的探讨

在夏畈村，远远就能望见一座黄土小山，山上光秃秃的，只长着一些杂草，而黄土山下则埋藏着数千年的古代文化。走近遗址，一条马路穿山而过，当初就是因为修这条路而发现遗址的。小山脚下，建着一座几平方米的小房子，上面书写着“铜岭矿冶遗址保护区”几个大字，房前房后，杂草丛生。

笔者走上黄土山，雨水冲涮后的黄土里裸露出许多古代釆矿的木支护架的边边角角，由于常年受风雨侵蚀，露出地面的木支护多已腐烂，另另星星地矗立在遗址上。

距今约3300年，这里是繁华无比的“工业城”。经过考古人员发掘，采矿遗址在揭露1800平方米范围内，清理出竖井103口，平巷19条。揭露冶炼区3处，其炼渣散布面积约170000平方米，估计炼渣总量约10万吨。其它遗迹有工棚、选矿场、露天采坑、槽坑、材料加工场、围棚等。遗物有采掘、提升、装载、运输、淘洗、照明、排水等工具以及生活用具。出土的提升工具木滑车分别有商、西周、春秋各代之物，表明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已将木制机械用于矿山开采。

这个产业是谁开发的？又是属于谁的？《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先商时期，商族为夏后氏的诸侯，商族首领称作“商侯”有封地七十至一百里。显然，当时的商王朝的疆域尚未到达长江以南。

笔者认为，具体管理铜岭铜矿的经营者应该是“南巢氏”。

“南巢氏” 原是夏、商时的一个部落。商汤灭夏，夏桀奔南巢。其地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巢湖北岸，以在卑湿湖泊地区巢居为特色的夏的同盟部族。“其统治地域初期是在淮南、江北及巢湖一带。因巢居地域广大，‘南巢’一名就由最初的巢湖流域，扩大而指荆楚江淮。①”随着氏族兴旺壮大而向四周扩展，主流趋势是沿长江北岸土肥水丰的平陆地带东西双向蔓延，并往大别山麓发展。周朝时，多次遣师征讨并战胜了巢国，视巢国地大势强不便控制，遂将其地析分为巢、庐（庐，房屋，与巢同义）二国，因赐爵位不同，而分别被称为“巢伯国”、“庐子国”，庐国新都于今合肥城城区，巢国仍都于今巢城城区，势力扩大到长江北岸。南巢古国从夏末历殷商至周绵延不绝，由于其受封于桀，夏亡后，“义不朝商，商亡而周兴，于是巢始来朝。”至此南巢古国再次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尚书》、《班簋》铭文均有载，直至鲁昭公二十四年为吴国所灭。后秦于前223年设居巢县。

据《隋书》“九江郡湓城有巢湖”，《元和郡县志》“巢湖故城在县东四十二里”而推论今九江市在春秋时有个巢国。有学者认为，商周时期，荆楚广大地域，被称为“南巢”。扬雄《荆州箴》云：“南巢茫茫，包楚与荆”。清人王谟认为这是指荆楚江淮的广大地区②。“南巢”的得名，实则来源于巢居。“南巢”最初是氏族之名，《古本竹书纪年》云：“夏桀逃南巢氏。”这个南巢氏是居于安徽巢湖北岸，以在卑湿湖泊地区巢居为特色的夏的同盟部族。《左传》里对这个巢国多有记述③，属群舒(舒族诸国)之一，是吴楚间的小国，其治在庐江六县东，古名“居巢城”，汉代设置为“居巢县”④。

“居巢”即“巢居”也，徐中舒先生认为：因巢居生活而得名为“居巢”⑤。其统治地域初期是在淮南、江北及巢湖一带。这一带有不少以巢为名的湖泊，如城父城(今安徽亳县)、湓城(今江西九江)均有巢湖，江西瑞昌有下巢湖。⑥其得名均因系巢居氏族居住地而来。因巢居地域广大，“南巢”一名就由最初的巢湖流域，扩大而指荆楚江淮。“南巢氏”一名则由一个氏族的专名而扩大为荆楚江淮地区广大巢居氏族的共称。“有巢氏”的传说就是在这些南方巢居氏族中产生出来的。

九江学者钱政认为，在上古夏、商、周时期，今九江地域的先民先后为：三苗、南巢氏、扬越（干越）部落集团，他们均属于南蛮的范畴。当时古九江一带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较为先进的原住民干越氏族的奴隶制社会，其民族、文化、语言与中原地区不尽相同⑦。

从安徽出土的的古代青铜器与黄河流域的青铜器关系来看，两者是一样的，安徽的出土的青铜器的造型、纹饰早与中原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又呈现出地区的独特风格。

2009年9月28日，考古专家学者在共青城江益镇发现了江益镇跃进、爱国等村7处密集型商周聚落遗址，这是继发现共青城金湖寨下和蛇墩商周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重大发现除了进一步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外，为商文化过长江的文化聚落分布、区域类型、文化谱系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重要佐证，同时还对研究江南商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9月13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在江西奉新县罗市镇发现多处大型商周遗址，出土大量石器和陶器，其中包括3只罕见的陶鸟。这其中最罕见的是三只陶鸟。专家们认为，陶鸟的发现表明，出土同时代的陶器占主导的纹饰则是仿青铜器的纹饰，青铜器的纹饰又是典型的中原文化。这表明在西周时期，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统的。

综上所述，尽管当时的夏商周的疆域没有到达长江，但其文化、政治是统一的，南巢氏其实就是中原王朝（夏商周）的一个“附属国” ，为百越族的一支。青铜器是中国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与科技的代表，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在中原王朝的绝对统治下，南巢氏经营的瑞昌古矿冶产业。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 “央企” 老大。

三、瑞昌铜岭冶炼的铜料流向何处

　　江西省博物馆刘诗中馆长等人利用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长江沿岸的铜矿石和江西、湖北、郑州、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安阳的商代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用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江西吴城和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是用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的铜铸造的。张永山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甲骨文、金文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全面研究后指出：商代存在一条经汉东翻越大别山进入河南的南铜北运线路，武丁南征就是为打通这条通道。商朝在迁殷前后国势衰微，南方荆楚诸部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倾向。

武丁时期，商人开拓疆土进入一个高潮时期，武丁时期征战频繁。武丁时期在西方、南方和东方三个方向上都有战争，但东方和南方的战争主要是恢复旧有秩序，西方才是进攻主向。武丁对南方荆楚用兵，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阴，裒荆之旅，有截其所”，郑笺谓：“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谓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商人早在商汤灭夏以前即开始对南方征伐，《竹书纪年》：“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吕氏春秋·异用篇》：“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武丁的这次征讨并非是南方势力强大产生了离心力，而只是因为商人全力东进期间，无力南顾，南方诸国与商人疏远。所以，武丁南征一战而克，基本恢复了对南方的控制。东方是如此，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⑨，“五十年，征豕韦，克之。⑩”大彭和韦都是已经归服商王朝的方国，并非新开拓的疆域。

商周时期，瑞昌铜岭铜矿与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是一脉相承的。而铜绿山铜矿的矿石主要是供应商周王室铸造青铜器。从大冶铜绿山遗址的发掘情形来看，鄂东南矿区的开采是从商代晚期开始，经西周、春秋、战国,至于西汉，不间断的开采持续了千余年的时间，隋唐时期，又在原有遗址上继续开采⑾。而相距不远的江西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其开采年代始于商代前期，发展于西周，盛采于春秋，延及于战国，是目前中国早期开采的一处矿山⑿。

学者由此开始探讨长江中下游铜矿与中国青铜文明的关系，推测江南地区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铜料供应基地，其后，刘诗中先生的《中国先秦铜矿》、裘士京先生的《江南铜研究》，均对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铜矿的开发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

可以这么认为：南巢氏是我国商周时期长江以南地区一个重要部落，其分布甚广，来源复杂，先秦时期，鄂东南至赣北地区的居民为南巢氏的一支，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主人即为南巢氏。可见，先秦时期，整个的鄂赣矿区，其开采者均为南巢氏。

    至于南巢氏生产出来的铜料，绝大部分当然不是自己来用，毫无疑问，中原的商周王朝是江南铜料最重要的消费者。到了西周晚期以后，随着楚国的兴起，长江中游鄂赣铜矿区所产的铜料，则大部应为楚国所得，楚国代替中原王朝成为鄂赣矿区铜料的最重要消费者。

    鄂赣矿区所产的铜主要为楚国所获，可以得到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证实。1993年秋，在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所清理的M64中出土了一套“楚公逆”编钟，共8件，钲及鼓部右侧有铸铭68字：

       隹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且（祖）考，夫壬四方首，楚公逆出，求氒（厥）用祀。四方首休多禽（钦）融，内享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稐齐锡钟百飤（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氒（厥）大邦，永宝。

研究铜岭矿冶遗址的归属、生产、冶炼、消费情况，对于了解这一区域居住民的构成、生活状态，政治态势、青铜器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原文化对长江以南文化的影响等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巴蜀文化辨思集》）

②王谟：《江西考古录》，见光绪《巢湖志》引。

③《巴蜀文化辨思集》

④（叶孟明《南巢、居巢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4集）

⑤徐中舒《论巴蜀文化》

⑥《隋书．地理志》。

⑦钱政：《有关九江方言的思考》

⑧谭继和《论古巴蜀巢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

⑨《史记·楚世家》

⑩《竹书纪年》

⑾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⑿尹弘兵《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与鄂东南铜矿区》

其它参考文献：

①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②华觉明、卢本珊：《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1期(1996年)。

③刘诗中：《中国先秦铜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裘士京：《江南铜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