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记下放九江县插队劳动片断

                                                                       吴 清 汀

 

我曾经有一段下放农村插队劳动的生活经历，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青春岁月，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落户江洲

1968年我刚从九江师范毕业分配到九江县文教局工作不久，就遇上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10月31日，我被光荣批准下放农村插队劳动，当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一天，我打起背包同500名机关干部和青年学生登上了一条大船，乘风破浪，驶向了长江中的一座小岛。

这座小岛位于长江中下游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中心，四面环水。它是由2000余年自然消涨冲积而成的一座沙洲。这里的农民出外和外地的人进来都要乘坐轮渡或小木船。

     我们乘座的轮船是江洲的码头靠岸，下船登上大坝，放眼望去一片银色的海洋，这时还是棉花收获的季节。一眼望不见边的洲地中间筑起了很多小堤，社员的房屋都建在堤上。当时给我第一个印象很好，地里的棉花比我家乡的棉花长得好，棉杆粗壮，棉花朵大。社员的房屋也比我家乡农民的房子好，多数砖瓦结构，少数泥土草坯，还有不少是二层楼房。

     从码头到公社所在地有很长一段路，我们的队伍举着红旗，背着行李，一路唱着当时盛行的“语录”歌曲步行到了公社。公社领导作了简单的欢迎词，连部就对下放人员进行了分队落户。当时下放队伍是按军队建制编排的，统称“五.七”大军，县革委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公社设“五.七”大军连部，生产大队为排，小队为班。我被分到永红大队，“五.七”大军永红排共52人，连部任命我为排长。

    我带领52名“五.七”大军战士乘坐大队来接我们的拖拉机离开公社，奔向江洲最北边的永红大队。

    永红是由团洲和九洲两个农业生产单位合并而成。人口相对少些，土地面积较大，劳力不足。

    拖拉机在凹凸不平的沙土路上奔跑，后面扬起了阵阵灰尘。大队的两边是辽阔的棉地，在田地里干活的社员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有的知青不时地向他们招手致意。

不多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大队部。大队的刘支书和方大队长分别讲话，表示热烈欢迎我们。随后大队把我们分成五个班，团洲三个班落户到三个生产小队，九洲两个班落户到两个生产小队。我领着一个班到九洲第10生产小队落户。团洲与江洲整个陆地为一体，而九洲是脱离江洲陆地的另一个江中小岛，我们11人又乘小木船从团洲过江来到九洲。10队位于九洲上游，30来户，队长姓李。四个女知青被安置在一间土砖屋里居住，七名男生住在小队的仓库里。

晚上政治学习后，知青们都忙着给家中写信，我拿起笔来不知如何下笔？想到远在湖口老家鄱阳湖畔的父母，父母含辛茹苦送我念了九江师范，指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帮助家庭改善贫穷的面貌。他们还不知道，儿子竟来到异乡当了农民。我想写一封信告诉两位老人家，又怕伤了老人家的心。干脆瞒着家中，糊里糊涂地过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年轻，年轻有年轻的好处，脑子单纯。过了好久当父母知道我到别的地方当农民去了，十分心疼，说：“你要做农民就回家乡来做，吃饭穿衣有父母照顾，在外你要吃苦啊。”

江洲公社当时人口约两万，全公社由洲头、九号、六号、同兴、官场、联洲、柳洲、江洲、蔡洲、槐洲、团洲和九洲12个生产大队和一个园艺场组成。

江洲的农作物以种植棉花为主，兼种些花生、蚕豆、红署、芝麻、油菜和粟米。由于土地肥沃，农作物产量不低，所以这里的农民收入一般高于全县其它地区。劳力强的一些家庭都盖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长江两岸周边的安徽、湖北、江苏等一些地区的特困人口常常流落到这里来，慢慢人口逐年增多。九洲的农民多数是由安徽和湖北逃荒移民过来的。

我们这一批新落户到这里来的新型农民，主要来自九江市、县机关和中学，个别也有南昌下放来的干部和医务人员。青年学生占80％以上，为这座偏僻的江中小岛增加了青春活力。

二、第一天干农活

第二天清晨，队长的哨子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大伙鼓足了精神，生龙活虎地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拔棉杆。多数同学生长在城里，从来没干过农活。社员们就手把手地教，男知青凭力气拔，女知青拔不动只得慢慢来，一棵一棵地把棉杆从土巴里拔出来。不一会，大家都累倒了，队长叫大家歇一会再干。粗糙的棉杆将年龄小的知青和女同学们的手掌都划出一条条血痕，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仍然跟着社员们干到收工。那时，我们这批年轻人心中都有一个理念：到农村来当新型农民一定要表现积极，表现得有志气，决不能落后。

我从小跟着父母干农活，所以我无需别人教我，而且卖劲地干得很快。没想到比社员们拔得还快，还干净利索，拔起来后放成整整齐齐一排排。当我拔到棉地的尽头时，站起身来擦去浑身的汗珠时，回头一看，后面所有的社员和下放知青都整齐地站成长长的一排，用赞赏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一时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忙跑回来问李队长的爱人李大嫂。李大嫂伸出手，用自己的衣袖一边帮我抹汗一边说：“慢慢拔，莫累了。”顿时，我心头一暖，无比地感动。她多像我的大姐啊，在家中，大姐总是带着我干活，也总是像慈母般的疼爱我。

干了一天的农活，收工回家，两位负责烧饭的女知青忙着替大伙做饭，其余的知青扑通扑通跳进防洪堤外的江水中，划水洗澡，打水仗、戏闹，完全忘却了一天劳动带来的疲劳。

这时，只见李队长急急跑来，冲在水中的我们大喊：“快上来，前面水深，危险！”他这一喊真把大伙吓住了，我们一个个从水中爬起来。李队长指着洲头前面那一片水域说：“你们要划水只能到那里去划。那里是河滩，很浅，没有危险。女同学最好不要洗冷水，  你们回宿舍烧点热水洗洗，男同学洗一会就回去，吴排长负责叫大家早点回去，还要点人数。你们父母不在身边，都要自觉。”

李队长慈祥厚道，像关心爱护我们的父辈，大家都很听他的话。

队长走后，我赶紧催伙伴们起来，点了点人数，一个不少，便满身轻松地往回去。这时，长江的尽头一片火红的晚霞映红了滚滚奔腾的江水，美极了。我突然喊了一个口令：“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预备—唱！”

顿时，雄壮的歌声在这座美丽的江中小岛上飞扬起来。

三、挑 堤

生产队的农活干完后，冬季的主要任务是挑土修筑防洪堤。这里的农民很辛苦，农忙时吃饭都在地头，农闲时男女老少齐动员兴修水利，挑土筑堤，整个冬季却都没有的歇脚。为了防止水淹，洲地四周筑起了长长的防洪堤。灾年，一旦长江洪水冲破堤坝，整个洲地被水淹没，成了水乡泽国，庄稼颗粒无收，围内的房屋也被淹没。农民只有外出逃难或投亲靠友，等到水退了才回来重建家园。因此，历届人民政府都把修堤防洪工程当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

洲地地势低于长江水位，每逢长江涨水，就担心被淹没。农民只有沿洲地临水面的四周筑起一道防洪堤才能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巨大椭圆形的防洪堤就是靠这里几代人一铲一锹的土筑起来的。由于是土堤，每年洪水又要冲洗掉一部分堤土，所以每年到了退水季节农民男女老少齐上阵，掀起了兴修水利的劳动热潮。

我们也跟随着社员群众上堤挑土。劳动前，连部领导和公社领导就来我们排召开了动员会，要求我们五·七大军勇于与社员群众开展劳动竞赛，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所以我们上堤后个个都不甘落后，男知青挑起土飞跑，女知青在堤下铲土、装土，跟社员开展劳动竞赛。实际上一百多斤重的土压在肩头，从坝脚一步一步爬上坝顶，几十米高，十分艰难。第一天劳动下来，我们都累得散了架，腰酸腿痛。回到住处谁也顾不上洗漱，倒在床上不得动弹。直到烧饭的女同学把做好饭菜端到寝室。大伙才滑碌爬了起来，端起碗狼吞虎咽把饭吃下肚，由于重体力劳动，消耗特别大，四两米的饭下去根本填不饱肚子，定量只有这么多，无可奈何，吃完饭又躺到床上去了。

作为排长，我们依然要按上级的部署，每晚睡前要组织大家政治学习，今天，就让大家躺着，我给大伙念了几遍“老三篇”，才熄灯睡觉。

这样干了几天，很多同学都吃不消，李队长一天晚上来到我们宿舍，说：“大家累倒了吧，你们在学校没做过这么重的农活。明天，女同学就不要上堤了，小罗和老李去队上放牛。今晚你们就不要学习了，早点睡。”小罗是我们中间最小的知青，只有15岁。老李原是地下党老党员，省某大学的党委书记，文革初被打成“特嫌”，成了“反革命分子”下放来我们排的，他的年龄最大。李队长是有意照顾这一老一小的。

第二天上工，我按照李队长的吩咐安排生产任务。但女同学除留下两个做饭送饭的外，其余的坚决要求上堤挑土。

接下来是整个冬季的挑土修堤劳动，知青们每天都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宿舍，但无怨无悔。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李队长的老婆李大嫂和村子里一些善良的农民经常你一碗她一碗送些稀粥和红薯、玉米等杂粮来。到了夜里，有的同学偷偷跑到队里的地里去拔些萝卜来吃。饥饿迫使同学们不得不犯一些小错误。被社员们发现后，也没有批评我们。

在修堤的过程中，李队长感觉到填的土方不均匀。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吴排长，你是有学问的人，帮我们测量一下新填土方的位置，看看有没有问题。”我领了任务后找到我们班上小刘和小李两位高中毕业的同学做助手，因为他们在学校都学了几何和数学，找来卷尺和纸张上堤一段段的丈量。边画图边计算，三天功夫果然绘制出了一张围堤标准图。我测绘出来的这张施工图拿到公社水委会的技术人员核对后，竟然差距不大。这一下得到了连部领导和大队领导在大会上的表扬，当时我真有成就感呢。

由于有我们几十位下放劳动力的参与，一个冬天的苦干，九洲的防洪堤比任何一年修得都坚固。当年九江县革委张俊宸主仼陪着九江地革委王大川主任，还有我们县“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委常委黄昌其等领导亲自乘船来九洲视察，看望我们下放的“五·七”大军战士。因此，永红排被评为先进集体，我本人荣幸被评为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随后由黄昌其组长带队参加了全县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组织的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全县各公社、场进行巡回作报告。

四、深夜寻找小李

突然有一天，李队长在大队开会回来找到我说；“公社连部通知，李XX同学的父亲畏罪自杀了。这个消息请你告诉她本人，她回不回去看一眼她的父亲，由她自己作主。连部领导说，叫她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要犯错误。”李队长说完后又补充了一句：“生产队的意见，如果她要回去一下，就说队上批准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队上还是同意作为女儿应该回去见自己的父亲最后一面。

李同学是县一中毕业的下放知青。我当时只知道她的家在沙河，至于她家中的情况一概不知。她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自杀？当然不敢去问小李本人。小李自分配到我们排里后才认识她的，在我感觉中她是个活泼、开朗，追求上进的青年。

队长走后，我当即将他的话转告了小李。小李立刻悲伤的哭了起来，但也很快的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我不回去！”停了一会，我又重复队上的意思。她还是说：“我不回去。”

晚上，她也参加了每天必须进行的政治学习，散会后跟着其他女生回宿舍去了。

谁知，当我刚入睡时，女生宿舍的小周同学急急地跑来在我们住屋的窗外轻轻地喊：“排长，排长，你快出来！”

我从她急促的声音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翻身下床，打开门。

小周说：“小李一个人去堤外了，至今没见人回来。”

我心中一惊，拉着她就跑：“我们去找！”

我和小周还没有跑到洲头的堤上，后头就听到全排的知青紧跟在后面跑了过来的响声，大概是大家都听到了刚才我和小周的对话。

我等大家全部跑了过来后便作了分工：“女同学跟在男同学的后面分头下堤到树林中去找小李，谁先找到了就发出信号。”

十多号人分成三组下了大堤很快钻入防洪林分头寻找。大概找了20多分钟，我们终于在子堤小坝上找到了小李。小李双腿跪在地上，向着她家乡的地方哭诉着，我冲上前去一把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轻声的对她说：“不哭了，不哭了，跟大家回去。”很快她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不哭了，擦干眼泪，对大家说：“我没事，回去吧，回去吧。”

我叮嘱所有的女生一定要好好照看小李，并叫她们早点睡，明天一大早还要挑堤。

其实，这一晚我们男生回到寝室后每个人都没有睡意。尽管谁都没说一句话，但大家心中都在想着小李刚跪在土堤上那一幕情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的年代，年轻，单纯的我们，谁也不敢去触这根弦。

第二天上工，小李仍然跟着大家上了工地，她的眼眶红肿了。连续几天，她都沉默寡言，死命地挑土劳动。一个星期后，轮到知青点休息，她才请了个假回去看了看家中的老娘。文革后，她的父亲平反了。我在九江遇到她时，发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那么坚强、活泼的一个小姑娘，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在她身上发生的这件事，让我们知青班每一位伙伴都受到了一次沉重的心灵撞击。

五、发生在余指导员身上的一件事

在我的记忆中，江洲公社的农村基层领导干部都很善良，处处展示了他们纯朴、正直的品格。在那种“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的年代，他们出于本性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了一些下放干部。当时下放到江洲连的200多名干部，大多数是出身不好的，有的还戴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体弱者。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在安置他们时或多或少的都给予了照顾，原来做医生的依然安排他们行医，原来教书的依然安排他们做“赤脚老师”，原来是领导干部的就留在大队部协助大队干部做些文字工作。农忙季节也只是安排他们做些轻快活，如放牛、养猪、搞文艺宣传等等。公社还规定，凡五·七大军中的“五类”分子，一律不参加社员群众的批斗大会，由五·七大军连部自己管理。

在这里，有件事令我记忆很深刻：

在全国开展的“深挖细找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中。一次，我参加五·七大军连部的会议，先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报刊重要文章，然后要求大家发言表态。突然有一位下放干部发言揭发时任五·七大军江洲连指导员老余，说他家是漏划富农，要重新给他家戴上富农的帽子。参加会议的都是连排干部，对老余家庭的情况不清楚，所以我们都不敢作声，也没有人表态。只有另两位与余指导员是老乡的下放干部发言附和那个揭发者的意见。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尽管老余怎么解释怎么辩白，揭发者越批越凶，当天会议只好无果而终。

因事情涉及到余指导员本人，所以他会后立马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要求辞掉指导员职务，另派指导员来主持江洲连的工作。第二天，县五·七大军领导小组作出决定：调任周炎龙同志为江洲连指导员，主持全面工作。同时改任老余为副指导员，协助周指导员工作。公社革委同时任命周指导员为公社革委委员。

第二天的会议照常举行，由周指导员主持会议。周指导员是位从地区公安处下放来的老公安，他亲身经历过解放初期的划阶级成分运动，了解党的有关政策，他为人正直，党性很强。他来后详细地听取了会议双方的陈述，在他看来按党的政策，老余家的成分划定照当地基层党组织当时的决定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人提出来，只要再认真复查一遍就可以了，不存在在五·七大军内部的会议上争论。所以在会议结束总结时他明确地表示：“老余呀，你不要与人家争了。党的政策很清楚，不是哪个人想把你家划成富农成分就能划分富农成分的。你是江洲人，大队和公社党组织对你应该是了解的。我会向公社革委汇报，我相信公社革委对他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会有一个政策性的答复。今天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各排不要向下面扩散，以免影响全连五·七大军的积极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员有党员的纪律观念，好不好？今天的会议开到这里，散会。”

我去过余指导员家。他的老家在江洲大队，三间土砖房子，很一般。他的祖父，父亲还都健在，都是农民。余指导员年轻时很要求进步，五十年代就入了党，工作积极，人品好，从农村一步一个脚印到县委机关工作。下放后组织也很信任他，任命他担任全县最大的五·七大军江洲连的指导员，主持全面工作。没想到同为江洲人的下放干部，某某等人说他家是漏网富农，当时真把我们这批外地人弄糊涂了。

后来，周指导员跟我说，公社李主任，黄副主仼和周副主任十分清楚老余家解放前后的情况，他家就是个中农，团结对象，根本够不上划富农成份。那些人揭发的问题根本不符事实。经找他们核对了，是道听途说的。李主任听了我的汇报，指示：你们五·七大军干部内部闹什么闹，毛主席叫你们到农村来是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思想。五·七大军要团结，做好全连知青的工作。老余这个同志是从江洲走出去的，工作踏实，公社党委信任他，叫他不要背思想包袱，好好工作。

在周指导员和江洲公社革委主要领导的保护下，老余平安地渡过了一次政治险境。他此后工作更积极了，回城后分配在地区外贸局工作，还担任了处级领导干部。现在我们每年都相聚一次，每次提起下放岁月，他都十分怀念江洲公社的那些正直的基层领导干部。

六、关于霞的故事（点击看全文）